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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青报头版报道我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

发布时间: 2004-11-19          来源: 地区管理员


中青报头版报道我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

  中国青年报于11月18日“A3.特别报道”分三部分整版刊登了我县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,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的做法,并在头版醒目位置刊出了“监委会:走完农村基层民主另一半”的索引目录。现将全文转载如下:


第一部分:

浙江省武义县设立与村支两委并列的权力机构―――
监委会:走完农村基层民主另一半
2004年11月18日11:52:35

本报记者李健

 6月18日,一个崭新的权力机构———村务监督委员会———出现在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。在村级权力架构中,它和党支部、村民委员会并列,其成员由村民直选产生,行使监督村务的权力。

 今年7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》,提出要“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,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”。武义县农村这一创造性的实践,与中央文件精神不谋而合。

 明年5月,这一改革举措将在武义县570多个行政村全面推开。

 张舍南曾到县里上访,现在,他成了村里解决上访问题机构的头儿。

 这个机构叫“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”(以下简称监委会)。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的权力架构中,它和党支部、村民委员会并列。张舍南是第一任主任,此外还有两名成员。

 村民们说,现在有了问题,或是对村干部不信任,上访还不如找监委会,“这就是我们村的王法,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权力平衡”。

 11月8日,忙碌了一天的张舍南,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跟村民们说,只要有问题,就来找我好了,监委会监督村里的一切事情,我不怕得罪人”。

 武义县县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骆瑞生,是这个机构的直接策划者。他说:“农村实现民主直选之后,更多的问题是如何对选出来的干部进行监督。没有监督,基层民主就只走了一半。”

 “半拉子民主”留下漏洞,一年里,县城周围5个村的“一把手”因为违纪被处理,村民上访不断

 现有347户、近900名村民的后陈村,属于武义县白洋街道办事处。近年来,武义县加快了城镇化进程,征用了县城周边的大片土地,包括后陈村。村里因此获得巨额土地征用费。

 “在我们这里,一个村支书掌握的资金可能比街道干部、县里的干部还多。”一位县里的干部说。

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,一些民选出来的村官,不为选举人着想,而是谋私利,农村的“民主选举”理念越来越受到村民们的怀疑。

 2003年,白洋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行政村里,5个村支书因为违纪被处理,让街道纪委书记徐向阳焦头烂额。“我们街道毗邻县城,近70%的土地被征用,土地资源转化为大量货币。经济利益面前没有民主监督,加上村干部素质不齐,村集体容易滋生腐败。”

 在徐向阳的记忆里,2003年“充斥着上访和矛盾”。“不少村民不满村干部的做法,不满村里的财务公开制度,直接跑到我的办公室告状、闹事,甚至跑到县里、省里和中央上访。”

 这种选举后没有监督的状态,曾被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处长王金华称为“半拉子民主”。他说,长期以来,人们用“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”来形容村民民主自治,四个“民主”里,选举是基础,“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选举上,后三个‘民主’却不太协调、不太平衡”。

 村里“闹”起来,县里也不安宁。

 县纪委书记骆瑞生说,从武义县来看,凡是经济发展较快的村,都存在这样的矛盾。“一大笔钱到了村集体,村干部怎么花,花了多少,老百姓没有知情权。这成了矛盾的焦点。”

 骆瑞生说,老百姓把问题反映到乡镇和街道,要求对村里财务进行审计,可审计只能按照村里提供的材料和账目进行。“审计没有结果,老百姓就骂我们官官相护”。事情反映到县里,全县共有570多个行政村,“哪里有这么多的精力挨个村去查”?

 从教育入手,还是从制度入手?骆瑞生“舌战群儒”

 “一年里处理了5个村支书,你想想我们的压力有多大!”白洋街道办事处纪委书记徐向阳说,为了改变“选举时有民主,选举后无民主”的状态,街道办事处党委经过研究,决定从今年3月开始,搞一个“村官廉政工程”,从教育入手,加强村级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。

 街道办事处的意见上报给县里,刚从农村调研回来的骆瑞生说,真的要改,就要从制度上来个根本性的改变,否则还是没有好日子过。

 村民们有组织的上访,给了骆瑞生改革的灵感。

 为了上访成功,不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,推选出一个领头人,对村干部的活动进行监督,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村务进行调查,联名向各级政府反映。骆瑞生说,“民间自发成立的监督机构,让我们立刻想到成立一个类似的民选机构,专门对村务进行监督”。

 就在这时,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金星村成立了“村民代表监督管理委员会”,但主任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。“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主任,在制度设计上是有缺陷的。监督和管理不能放在一起,否则就没有有效的监督。”至此,被当地干部形容为“这次改革总设计师”的骆瑞生,有了比较清晰的想法。

 一个崭新的权力机构———“村务监督委员会”———第一次出现在浙江的农村。“为了实施有效的监督,我们去掉了‘管理’二字,这个机构与党支部和村委会并列。并规定,监委会候选人应是非村支两委成员及其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的村民代表”。

 今年6月18日,武义县在后陈村进行试点,几轮选举后,张舍南脱颖而出。村民代表陈华寿投了张舍南一票,“他文化好,在村里有影响力,以前还干过财务,监督村里的财务比较有经验”。

 试点工作很快在县里炸开了锅,包括不少县领导对此也提出了不同意见。“每次开会,纪委骆书记都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,真有点舌战群儒的味道。”武义县纪委、监察局的一位领导说,如果没有骆瑞生的坚持,恐怕改革早进行不下去了。

 骆瑞生说,县里最初争议的焦点有四个方面。

 第一,怎么处理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?最初的规定是“监委会在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”,后来觉得“正确”二字不太妥当,又去掉了。二者关系的最后界定是:当党支部书记以村务干部身份出现时,监委会有权进行监督,而当其处理党务工作时,监委会没有监督权,只有建议权。

 第二,成立监委会是否违反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?因为该法律中没有明确界定监委会的概念。

 骆瑞生说,作为行政机关,如果没有法律授权,其存在就是不允许的。“可是,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机构。”骆瑞生说,《宪法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管理、监督和参与的权利,监委会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,应该是合法的。

 第三,监委会会不会成为党支部和村委会工作上的阻力?不少人担心选举上来的人是“刁民”,会天天找村委会的“麻烦”。“事实上,我们有一套严格的程序,如果监委会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,党支部可以提请村民代表大会讨论,对其进行罢免。”

 据对白洋街道办事处49个村的调查,95%的监委会成员,群众满意,村干部也满意;只有5%的成员是群众满意,而村干部不满意。“成员中很多是当初喜欢上访的村民。”

 第四,设立监委会不会增加村里的管理成本?骆瑞生说,任何机制和机构都需要成本,但要看投入和产出的比例。按照《后陈村村务管理制度》对监委会三名成员的定岗误工补贴,主任全年约480元,两名委员全年约360元,总计1200元。加上其他一些开支,一年不会超过3000元。

 “后陈村监委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已经为村里增收节支约30万元。成本和产出的比例,显而易见。”骆瑞生说。

 公开招标21次,所有发票都要过监委会成员的手。村民们说,张舍南的权力越大,他们越放心

 在张舍南的办公室里,仅有两张桌子,堆满了钢管、水泥等建筑材料,“这些材料,是村委会经过监委会审核批准,刚刚购买的”。

 在张舍南的笔记本上,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亲手经办的“村里的大事”。

 以前,村里的卫生清扫工作承包给谁,由村干部说了算,现在,张舍南要求招标,谁的费用低就承包给谁;以前,村砂场的运输由村干部决定找人用拖拉机运送,每车15元,现在,张舍南提出公开招标,结果中标者拖拉机运费每车只要4.49元;以前,村里养鱼的池塘,由村干部决定承包给谁,现在,张舍南要求公开招标,谁向村里交纳的钱多就交给谁……

 在村务公开栏里,张贴着最近一个月的财务支出情况,上面有张舍南的签名,每一笔支出都是监委会成员核算过的。

 村民们说,张舍南的权力越大,他们越放心。

 上任以来,最让张舍南激动的一次权力行使,是组织了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听证会。

 后陈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介绍说,按照武义县有关土地征用的文件,土地征用费的60%必须用于村里经济的长远发展。所以,后陈村拿到土地征用费后,人均发放了7000元作为个人补偿,党支部和村委会决定将剩余的近1000万元资金作为投资经费,在村留地上建造建筑面积近2.8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,出租给企业。“这是村里最大的一笔开销,需要听取所有村民的意见。”张舍南说,听证会的主题就是厂房建设和出租事宜。

 今年7月15日下午,在后陈村村务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,30多位被选为听证会代表的村民,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,他们情绪高昂。

 胡文法在听证会上介绍说,为了尽快得到收益,村里已经同县热能机械工程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,一期厂房建成后,租给该公司。租期为20年,每平方米租价双方商定为50元,一年租金约为130万元。

 听证会整整举行了3个小时。村民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很多意见和看法。有的村民认为出租20年,时间太长,建议村里进行公开招标;有的村民认为租金目前可以接受,但因为租期长达20年,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,租金应该有相应的浮动范围;有的村民担心厂房经营会破坏村里的生活环境。

 听证会在保障村民们利益的同时,加大了监委会在村里的影响。

 对于“大权在握”的监委会,村干部们也持欢迎态度。

 村党支部书记胡文法说,成立监委会前,村干部如果不干事情,老百姓会骂你“不为村里谋福利”,干了事情吧,骂得更厉害,说你“打着为村民服务的幌子谋私利”。

 “监委会成立后,我们干事情放心了。村里的一切事情都在监督下进行,村民觉得公开透明,也理解了村干部的工作。我们的成就感越来越强烈。”胡文法说,前不久发生了一件事,如果没有监委会,“村干部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”。

 事情是这样的:村里工程建设需要大量水泥,按照市场规律,水泥一般是上半年便宜,下半年涨价。村干部开会研究,经监委会批准,决定上半年先购买200吨水泥,当时的价格大约是每吨300元。没想到,今年下半年,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得力,水泥价格非但没有上涨,反而降至每吨260元。“好在购买水泥的全过程都在监委会的监督下进行,他们负责对村民进行解释。如果在以前,村民一定会说村干部贪污了差价。”

 “在农村自治过程中,必须有权力制衡,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”

 在向其他村推行监委会制度的过程中,新的争议和矛盾显现出来。有人提出,今后如果都按照这种制度进行民主决策,那么当县里有重大工程,而村里又无法通过时怎么办?

 面对这样的质疑,骆瑞生回答得很轻松:“村民不愿征地,肯定有原因,我们首先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。如果村民真的想不通,说明县里工作还不到位。只要真是为了公众的利益,我想村民不会不同意。”

 今年7月,中央下发《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》,提出要“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,设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”。后陈村试点成功,而且这种做法与中央文件的精神不谋而合,让骆瑞生增强了推行这套制度的信心。

 最近,武义县将对已经选举出来的监委会成员以及村干部集中进行培训。针对监委会,县里建立了垂直的管理系统,村里成立监委会,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设立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小组,县里同样设立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小组,由县委书记任组长,并在纪委设办公室。2005年5月,武义县将在570多个行政村全面推行监委会制度。

 骆瑞生说:“因为经济发展快一步,所以问题和改革都出现在我们这里,不过,这将是整个中国农村未来必将遇到的重大问题。在农村的自治过程中,必须有权力的制衡,必须走群众路线,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。”







第二部分:

武义县县委副书记骆瑞生:
发展基层民主的阻力来自当权者
2004年11月18日11:52:35

本报记者李健

 “如果县里不相信我们,就干脆不要让我们干了!”一位村党支部书记闯进骆瑞生的办公室,要求免去自己的职务。

 武义县县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骆瑞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。“改革的阻力,还是来自于基层的当权者本身,村里和乡镇一级的领导经常跑到我的办公室里,他们的抵触情绪很大。”

 骆瑞生介绍,以前,村里的任何事情都是村干部说了算,很多“村务公开”其实是半公开,甚至是假公开,村民对具体情况不了解,也没有了解的渠道。

 他说,我们现在推行监委会制度,由于下级党委必须服从上级党委,所以很多村都开始了试点,可是有些村干部心里还是想不通。

 他解释,这些村干部都是既得利益者,以前民主监督制度不规范,有些村干部利用制度漏洞,做了一些损害村民利益的事情。现在制度规范了,他们觉得有些“不舒服”,不少人认为设立监委会就是对村干部不信任。

 “基层工作最大的‘牛鼻子’就是基层民主问题,解决了这个问题,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。”

 骆瑞生说,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看,改革这条路必须走。现在村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村务公开问题,村里经济发展了,可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民主缺失,这容易造成农村的不稳定。“做好基层当权者的工作,是我们改革的重点,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点。”

 




第三部分:

后陈村监委会主任张舍南:
监督让村民对民主有了切身感受
2004年11月18日11:52:35

本报记者李健

 记者:你被选为后陈村第一任监委会主任,感受如何?

 张舍南:我被选上,事先连自己也没有想到。第一感觉是肩上的担子很重,有“三怕”:怕工作做不好,怕辜负村民的期望,怕得罪村里的领导干部。

 记者:你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?

 张舍南:我是个不喜欢呆在家里的人,喜欢到处转转,看看村里发生了什么事。现在,我在家里呆的时间更少了,每天很早起床,吃过早饭,就去村里的各个工地,看看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,然后听村民向监委会反映情况。我很少去办公室,因为我开展工作几乎不用办公桌,在田间地头就可以进行。

 记者:作为监委会主任,你觉得自己的立场是什么?

 张舍南:肯定是倾向村民,我们供职于监委会,就要监督村里的一切。我跟村民说,只要你们对村干部不满,我肯定把你们的意见转达到。如果他们有错误不改正,就依照相关制度采取措施。

 记者:上任以来,你觉得给村民带来了什么利益?

 张舍南:村里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听证会,大大小小的事情进行了21次公开招标。村里做任何一件事,只要能节约经费,我一定会想方设法节约。以前,村里每年的接待费都在10万元左右,今年截至目前才5000元左右。

 每做一件事,我都想着自己身上的责任,万一做不好,怕这辈子被村民骂不够,下辈子还要被骂。

 记者:监委会成立后,村民们对村干部的评价如何?

 张舍南:好多了。以前村干部给村民布置任务,村民们都不怎么听,现在村干部威信提高了,工作积极性也高了。村民们说,有了监委会的监督,他们对村里的民主有了切身的感受,可以和村干部平等对话了,只要是村里的正确决策,村民们都积极响应。

 记者:如果不给你开工资,你还干吗?

 张舍南:干!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的工资。来干的人,看的都不是什么工资待遇,也不是什么干部的级别,而是格外珍惜这种民主权利。

 记者:你和村党支部、村委会的干部关系如何?

 张舍南:我们私下里关系都不错。可是在工作上,我是很认真的,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。有时,因为工作上的分歧,自己说话重了一点,事后觉得很惭愧,可是为了村民的利益,我也没有办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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